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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“疫”2020,直面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后疫情时代社区“温度”如何延续?

2020-6-6 编辑:采编部 来源:互联网 阅读次数:
  导读:  编者按: 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,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,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、出入管理、宣传教育、环境整治、困难帮扶等工作。对于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城市而言,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...

  编者按:

 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,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,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、出入管理、宣传教育、环境整治、困难帮扶等工作。对于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城市而言,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、整合资源,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?

 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,数据能否成为治理能力?未来如何做社会动员?邻里守望可持续吗?……自6月1日起,上海新闻广播《市民与社会》栏目携手人民网上海频道、上海大调研、上观思想汇等媒体推出系列节目:破“疫”2020——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大讨论,“面对突发事件”,五里桥、花木、虹桥、天平街道和吴泾镇率先交出答卷,为未来社区治理提供新方法。

  五里桥街道,是上海市中心典型的高密度居住型社区。既有“弄堂迷宫”也有高端住宅。四通八达的弄堂里,谁来了?谁走了?很难知道,因为流动性太大。而高端住宅区,进入需要三道电子门卡、人车分流、电梯分类,社区工作者很难进入。

  进不去的门进去了,以后还进的去吗?

  疫情来了,如何与居民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,有效推进社区防疫工作的展开?

  讨论现场,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书记徐玮捷说:“我负责的小区是临滨江的高档社区,小区有特别严的门禁系统,进小区首先门外要刷卡、进楼道要刷卡、进楼层要刷卡,经过‘三重卡’之后才能和居民联系上。”

  而通过此次疫情,徐玮捷说,“我与该小区的60户人家建立了联系,“这里境外返沪居民不少,我们将他们平安接回家,在隔离期内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,提供酒精等防护用品,同时缓解其焦虑情绪和心理压力”。

  这样不仅打开了“房门”,更打开了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“心门”,有接受过帮助的居民向居委会捐赠了三大盒消毒湿巾,他说,“不知道以后的路多长,希望你们平平安安,和我们一起共渡难关”。

  社区里熟悉的陌生人,除了居民,还有这里的商户和企业主。疫情期间,种种联络,将他们系在了一起。水果摊老板冯永,曾是一名从不和社区打交道的个体户,但此次疫情中,生意遭受严重打击的他却主动联系街道,捐款1万元用于防疫。

  谈及这个爱心举动, 冯永总是沉默不语,城管执法人员倪俊靖告诉大家,冯永的商铺曾遭受火灾,当时,他儿子所在的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为他捐款7000余元,这让冯永非常感动。因此,这次疫情到来的时候,冯永毫不犹豫将曾经得到过的惠助回馈给了社区。

  名盛苑业委会主任赵俊还说:“小区里有一栋楼,最多同时有5户人家在隔离。他们的取快递、倒垃圾基本都是对门或者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做的。甚至有以前对整个小区非常不满的业主,这次也加入到为居民隔离家庭服务的志愿行动中来。”

  “等疫情过了,邻里之间还会拿快递吗?” “疫情期间是有求于社区,疫情过后呢,会不会又变回原样?”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阮俊说:“关键就是我们要有共同目标。疫情期间,‘把疫情控制住,保卫自己的家园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安全’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。不管我们政府、社区还是我们的居民,都有这样的共同目标,所以我们走到了一起。哪怕他有意见,在本着共同目标去的过程中也暂时搁置了。”

  社区“温度”如何延续,共同目标是什么?

  疫情过后,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共同目标又是什么?脱离了“防疫”这个大前提,此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链接还能维系吗?群防群控机制又该如何转化为常态化的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机制?

  阮俊提出:“我们的共同目标其实是一样的,在社区来讲,就是安全、健康、有序、整洁、和谐,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。”

  “社区共同目标的背后,其实是大家对基层政府共同的需求。回顾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。小区里原来敲不开的门敲开了,说明居民群众对安全感的需求与社区当时提供的公共服务、进行的社区管理是高度契合的。”

  五里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小尚说:“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,那就是必须充分掌握居民群众的真实需求,通过我们沟通、对话的渠道,了解他们各个层次的需求,分析、甄别,在我们基层政府充分理解辖区居民的需求之后,再来根据需求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和产品,这样我觉得我们就能走到一起去。”

  “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,我们的社会结构分化很大,需求分化也很大,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只能尽量去满足需求的最大公约数,找到最重要、最紧迫的那一项。”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指出,回应需求是特别复杂的问题,这是上海基层政府迈向公共服务、公共管理、公共安全时面临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战。而正因如此,居民自治更凸显其重要价值。

  “今后的需求是五花八门、各式各样的,而且有的需求相互矛盾。其实五里桥街道本身就有很好的办法——‘三会’制度,我们让居民自己讨论。基层街道和居委会就是搭平台、建机制,然后做服务。” 阮俊说道。不过,搭平台并不容易。桑城居委会主任张旻静坦言,居民协商时也会出现“吵成一锅粥”的情况,“其实这是很正常的”。她指出,居委会搭平台之前,必须事先走访居民、了解民意,把居民自治议题进行集中和梳理,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为居民议事搭建平台。

  如何搭建公共空间,找回社区这个“家”?

  而通过此次疫情应运而生的社区治理新方法,又有哪些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呢?黄晓春教授表示,在疫情防控期间,居民们因自身安全的需求找到社区,原本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,但由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相互作用,所以形成了一个“公共空间”。

  “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,许许多多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讲到了公共空间的形成,比如一些陌生人,甚至可能这辈子不会有交集的人突然建立起联系和依赖。”黄晓春认为,未来在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中,让所有人亲如一家人一样很难,但由于公共空间的出现,很多陌生的关系开始发生了连接,于是,一些重新的社会关系就建立起来了,相互的依赖建立起来了。

  “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等自发社群的出现,更进一步稳固了公共空间——而这正是疫情过去后,我们能够延续下来的一般性的机制。” 黄晓春说:“今年年初,澎湃研究所做了一项抽样调查,参加过志愿活动的人对于社区更有认同感,你越参与小区的自我组织,越对各级抗疫部门有信心。”

  黄晓春还认为,这次战疫,信息化成为重要的沟通渠道,比如很多人提到的“群”,各种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网上进行交流,这样解决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。

  “在五里桥,在其他街道,在特大城市的不同地区,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来重建公共性。我们可以依托三会制度等居民自治制度和平台,让各种人群有表达自己的渠道,让不同的利益碰撞,不同的声音交织……最后完成基于现代公民的社区认同和公共性基础上的文化重建。”

  “我相信已经播下了爱的种子,就不会迷失爱的方向。我们把心理意义上的‘家’重新找回来了。” 黄晓春说:“我想,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,正是上海这座特大城市未来重要的竞争基础,因为这里有来自基层的社会治理的支撑体系,并且居民是安全、被认同、被尊重的,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城市治理。”(图片均由上海新闻广播提供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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